丙申初夏，我到山东高密参加一个作品研讨会。晚宴设在农庄里，席间，主人特意上了一盘孔雀蛋，看上去，那蛋与白皮鸡子儿无异，个头儿略大。一人一枚，大家分而食之。说实话，我没尝出跟鸡子儿有啥不同。撤席，分头离去，一位五十多岁的先生口袋鼓鼓囊囊，我瞅了一眼，他羞涩地微微一笑说：“母亲没见过孔雀蛋，拿回家让她尝尝。”

　　那一刻，我感到羞愧，我母亲也没见过孔雀蛋，但我竟不假思索狼吞了。

　　愧疚之中，我突然想起上海作家简平来。那是五年前的初夏，我们应邀到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疗养，按规定可偕一名家属。那是我第一次见简平，瘦弱的他搀扶着更瘦弱的母亲。

　　简平的大名早就知道，他参与制作的电影《男生贾里新传》、电视剧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我都看过，没想到能在北戴河相遇。

　　其实，在去疗养前，我就有个想法，想带着母亲一起。没想到妻子说，人家都会带着妻子或丈夫，哪有带着老娘的，你别闹“相声”了！我意志也不坚决，就带着妻子到了北戴河。

　　在北戴河见到简平和母亲的那一刻，我很羞愧，羞愧于我的不坚决。正想着，见简平领着母亲，从楼上下来，简平搭一件红围巾，母亲围一条丝围巾。坐在楼前的大核桃树下，核桃已经有婴儿拳头大了，闪烁在圆圆的密叶间，简平的母亲微笑着像孩子一样地抬头数，一个，一个，一个。斑驳的树影映着简平母子。

　　用餐，简平都不离母亲左右，为母亲夹菜前，都要小声征求母亲的意见。他的母亲看上去很硬朗，不需要特别照顾，但进食堂和出食堂时，简平都是站在母亲左边，用胳膊架着母亲，声音很小地提醒：“小心，小心，迈脚，迈脚……”让母亲安全地走过那很陡的水泥台阶。每一次都是如此，简平真细心。

　　到海边，风大，简平站在母亲身后，两手轻轻箍住母亲的双肩，一遍遍问冷不冷，还用手遮着母亲的帽子，怕被风吹了去。风小了一些，他又让母亲走到水边，感受海浪的气息，母亲看着海里的渔船，开心地笑。在游船上，我看到简平母子紧靠着船沿，简平的花白头发和母亲的花白头发让风吹着，母亲的脸上洒满阳光，她的手哆嗦着伸向天空，那手指镀金一般闪光，对着天上的云彩，母亲在跟儿子说着什么。

　　我跟简平没有更多的接触，因为简平不喝酒，我、江苏诗人姜桦、包头《鹿鸣》的马端刚，还有科尔沁草原的老徐，端着杯子喝酒痛快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我跟简平的交流太少了，只是有天晚上我给他送我写的书，去他房间时，他正在帮母亲铺床，小心翼翼地将被子展开，胳膊肘一遍一遍摁着母亲枕头，又轻声问母亲枕头高了还是矮了。那一刻，我也想我的母亲了。我都不记得，跟母亲有什么肢体接触，甚至连握手都没有。

　　疗养十天，不知不觉就过去了，临别的晚上，主办方搞了一个小型晚会。大家说说笑笑，好不热闹，最活跃的是来自内蒙古的老徐，他唱起了蒙古长调。

　　轮到简平了，他说出了我和其他作家不知道的经历。他六年前身患胃癌，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后，哪怕多喝一口水，腹部就如同刀割般刺痛；严重失眠，加之进食很少，简平的体重迅速下降，连四十五公斤都不到了。年近八十的母亲，坚持探望和陪伴，这种默默的关怀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与信心，从而让他慢慢走出阴影。可一年后，母亲被确诊肝癌晚期，医生说大概只有半年到一年的存活期。简平伤心欲绝，但母亲看着他，用坚定的语气说：“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们的，我们要共同努力，好好地走过这一年。”听了母亲的话，简平瞬间获得了巨大能量。母亲化疗了三次，他就领着母亲到北戴河来了。他说，要让母亲最后的时光，过得快快乐乐，他的计划还有陪母亲到常州老家、香港、台湾、韩国济州岛、日本……母子要携手把生命中最坏的日子，过成美好的时光。

　　简平说这些的时候，母亲不在场。但台下的几个母亲们都擦起了眼泪。妻子说：“简平母子真乐观。”

　　大概两年后，简平的母亲平静地走了。简平最近出了一本书《最好的时光》，写的就是跟母亲在一起的日子。如今的简平依然在快快乐乐地忙碌着。

　　对母亲的态度，决定一个人的境界。见了美好的东西，就想到母亲。这样的人孝啊，他们的母亲有福。北戴河创作之家门口，有一丛蔷薇花正烂漫地绽放着，如一道花瀑，简平和母亲站在花瀑下，笑得那么开心。这温暖的画面，一直在我内心深处，温暖着我。

　　我时常想起那个孔雀蛋，也时常想起简平母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