算起来,我和赵本夫大概下了快一千盘棋,因为从1989年的冬天开始,我们俩就开始对弈,每年都有几十盘棋,一直下到2000年。2000年以后,我调到北京工作,双方见面机会少了,但每次见面都少不了厮杀一通。  

　　我学围棋是被迫的,我既后悔染上了这个被称为时间之洞的“不良嗜好”,也庆幸自己因为会下围棋,世界向我开启了另一扇窗口。因为下围棋,还认识了一些平常可能不太可能成为朋友的朋友,因为围棋成为了朋友。当时江苏作协的人几乎都会下围棋,不会下围棋是少数人,我常常感到自己的孤独,但也不好意思请教别人。

　　198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,赵本夫打电话给门房,让我去西康宾馆找他。他当时被省委抽调到南京来担任工作组之类的工作,对我们这些捣蛋鬼进行甄别。我当时刚调到省作协,一个人住在作协办公楼里,家还没有搬过来。赵本夫当时是省作协副主席,又是工作组成员,我以为找我是有什么事情牵涉我,心里颇为忐忑不安。

　　到西康宾馆他住的房间,发现赵本夫正在在围棋盘上摆谱呢。见我来了,说:“下棋吧。”我说:“不会呀。”他说:“我教你。”说着用四个黑子围着一个白子,然后将白子提掉,说:“这就是围棋,围得越多,吃得越多,越好。”我说:“这么简单啊?”

　　我们就开始下棋,他让我九子,我连“两眼活”的常识都不懂,就稀里哗啦杀起来。一直杀到东方既白,人声鼎沸。

　　从让九子,到让六子,大约两个星期后,赵本夫说“不下让子棋了,对下吧。”我说:“为什么啊?”他说:“下让子棋,我老走无理棋,不长棋。”

　　对下,自然是难以招架,我几次不想下了,忽然有一次,我捡了他一次漏,赢了他。他说,你长棋了,我也兴奋异常,兴趣大增。之后又找了一两本书看看,掌握了一点围棋常识和理论武器。

　　这样对弈的日子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,我们俩在工作之余一有闲空,就来到黑白世界你来我往手谈起来。那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冬天,本夫的内心是复杂的痛苦的,他排遣的方式就是在围棋盘上找个假想敌宣泄心中的苦闷,而我,当时孤身一人在北京,面对沧桑变化,也是心灰意懒,全无兴趣去写作。围棋真的成了“忘忧”。

　　后来,我就成了棋迷,国手肯定是当不了的,只能成为围棋文化的评论家。2009年《围棋天地》要找一位懂围棋文化的学者和常昊等超一流棋手探讨围棋文化,在网上搜文章,发现我对围棋的理解与他们的创意吻合,于是我就有机会和这些围棋大师对话,对弈。对弈是我提出来的,国手很耐心地和我手谈,并且帮我复盘。赵本夫对此是羡慕嫉妒恨,在一篇文章里嘲笑我是“准国手”。

　　棋如其人,文如其人。赵本夫的棋走得规矩、结实、敦厚,一如他的小说写作,不卖弄,不炫耀,不忘形。当然如果他发现盘面不够,或者处于劣势,他也会频频发力,好手连连,尤其是他的韧劲和坚持精神,让人赞叹又烦躁。常常在落后二三十目的时候还不放弃,等待机会,等待对手出错。赵本夫喜欢先捞实地,然后向别人的空间入侵。赵本夫自己得到的“空”(围棋术语,实地),你很难从他那里讨到便宜,他守空的方式,像《天下无贼》的傻根藏钱一样,当作命根子,是缝在身上的,几乎不留破绽。

　　去年夏天,我们一起云南临沧参加微电影艺术节活动,白天采风,晚上对弈,经常鏖战到凌晨,仿佛回到二十几年前的时光,只是本夫已经六十有五,而我已过知天命的岁数,不变的黑白棋子,不变的是开局、布局、官子,不变的是友谊和相知。